江浙紡企經營困難重重經濟結構調整進行時

江浙紡企經營困難重重經濟結構調整進行時
不經意間，呼喚多年的“經濟結構調整”似乎真的來了。但引發并伴隨著這種調整的，卻是種種未預期到的痛苦。
浙江、江蘇兩省日前先后發布上半年經濟運行報告。報告顯示，今年1月至5月，浙江省規模以上企業有1.07萬家虧損，虧損面達19.6%江蘇省上半年虧損企業達7132家(其中私營企業單位數3067家)，虧損面同比上升1.3%企業虧損額為152.5億元，同比上升56.5%。
江蘇省虧損企業主要集中在紡織、服裝、化工、機械、建材、冶金、電子等行業浙江則包括皮革、服裝、化纖、印刷在內的輕紡行業，石化、電力、通信電子等也是虧損企業“聚集區”。
浙江工業增勢回落更為搶眼。1月至5月，規模以上企業工業增速回落幅度大于全國3.1個百分點，增長率排在第25位利潤增長率比全國低6.8個百分點，排在第21位。
種種跡象顯示，出口放緩、成本提升、融資困難等“內憂外患”，正使民營經濟發達的江浙兩省經濟面臨壓力。浙江省經貿委在7月中旬公布的一份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中直言：“目前企業遇到的困難之多和壓力之大，是本輪經濟增長周期以來突出的。”
不過，針對坊間流傳的“浙江中小企業大量倒閉”的說法，浙江省統計局新聞發言人、副局長王杰在7月2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否定。“浙江的中小企業的確面臨困境，但所謂的大批倒閉，是把情況擴大化了，這種說法不準確。”這位發言人說。
沿海外向型企業究竟面臨著怎樣的“困境”？不滿足于宏觀數據，《財經》記者在7月中走訪了浙江杭州、湖州、溫州、義烏、紹興等地多家企業，也提供了結構調整的一個微小剖面。
成本上升
在前述經濟運行報告中，江浙兩省經貿部門不約而同地認為，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、融資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上升、人民幣持續升值、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等多重因素增加了生產成本，影響了企業增利。
其中，江蘇企業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繼續上升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雖有所上升，但遠低于購進價格指數上半年前者一直高于后者9%至10%。企業主營業務成本同比上升26.8%，比利潤增幅高9.3%。
《財經》記者了解到，“兩頭在外，高進低出”的浙江中小加工企業感受強烈的，是從去年中以來，“進”的價格飆升，“出”的機會下降，利潤空間受到嚴重擠壓。
浙江恒鑫紡織印染有限公司總裁戴順華介紹，汶川大地震后，全國大的染料生產企業龍盛、閏土兩家公司在四川的生產基地受損，產量下降，染料價格在地震后一星期內翻了一倍。而在印染布料的生產中，染料占了15%左右。
浙江嘉興市開盛時裝有限公司業務經理彭彥說，服裝業的主要投入品面輔料和印染成本，在今年上漲了約10%。企業可以與客戶協商爭取提價，但余地很小，因經常漲價容易引起客戶反感，損失訂單。
《財經》記者走訪的數家企業都表示，除了原材料成本，今年以來上漲大的是勞動力成本，估計今年以來工資上漲了10%至15%。而由新《勞動合同法》帶來的隱性成本上升，更是中小企業反應為激烈的。
溫州制鞋企業紅蜻蜓集團副總裁方宣平認為，新《勞動合同法》有利于保護勞動者、提高居民實際收入水平，但它來得“太急、太早”，隨后的配套措施還沒有跟上。
企業員工也對新《勞動合同法》產生了一些誤解。對企業員工來說，上各種保險需要承擔個人付費部分，其直接效果卻可能并不明顯，特別是在目前社保沒有完全作到跨省自由流動的情況下。方宣平算了一筆賬，一位普通工人的工資大約每月1000多元，公司免費提供住宿，但需要花費伙食費200多元，加上其他開支，拿到手的工資已經不多，工人往往不愿再為社保付出100多元。
在紡織、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，工人大多為農民工，年輕女工比例很大。中國紡織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吳迪對《財經》記者說，從生產角度看，這些行業季節性很強，訂單來了需要加班加點。如果嚴格按照《勞動合同法》支付加班費，企業的負擔很大。
因此，許多企業采取員工自愿上保險的制度。從記者走訪的幾家企業來看，除了工傷險由大部分企業全額給員工繳費，其他險種上保險的人數不足一半。
浙江省統計局還稱，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“招工難”比較突出。
據浙江嘉興市開盛時裝有限公司業務經理彭彥介紹，服裝行業的人員流動很大，目前招聘工人非常困難，特別是熟練的技工。
《財經》記者了解到，目前國內服裝行業競爭非常激烈，很多工廠都在招聘，工作機會比較充裕，因此工人對是否長時間在一家企業工作并不敏感。隨著部分企業遷至內地生產，一些出門在外的農民工也回到家鄉。此外，由于服裝企業“門檻”很低，一些工人學會技術以后，紛紛自己辦起了企業。這些因素都可能引發了企業的招工困難，進而形成成本壓力。
外部壓力
浙江省統計局稱，出口需求增幅回落已對工業生產帶來較大影響。上半年浙江出口731億美元，增長26.1%，同比回落2.4個百分點若扣除去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值因素影響，上半年出口增幅僅為14.7%。
溫州滕旭服飾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孟想稱，以前每年廣交會后第二天，就有新的潛在客戶來公司訪問，實地調查生產狀況和環境。但是今年4月的廣交會后，沒有與一家企業談成。
浙江米西仕服裝有限公司董事長余強春認為，對服裝出口企業影響大的，就是人民幣持續升值。企業在與外商談判時，不知道該如何定價，“生意很難談攏”。
據《財經》記者了解，美國經濟不振，外商資金周轉也不順暢，拖欠中國企業貨款的現象時有發生。但紡織、服裝、鞋帽、箱包等行業競爭充分，出口企業不敢失去客戶，因此對外商時有的拖欠兩三個月貨款的行為，常常無計可施。
此外，融資難正成為江浙兩省中小企業的緊迫問題。
從緊貨幣政策使江蘇部分中小企業無法獲得融資。1月至5月，全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凈額同比增長18.9%，流動資金不足可見一斑。
在浙江，今年二季度企業融資景氣指數跌入不景氣區間，為98.5，分別比去年同期和上季下降22和6.4。
從緊貨幣政策下，數量型的控制和窗口管理，使追求利潤、保證資金安全的大型商業銀行，在額度已經收縮的情況下，更加傾向于向大型企業和政府立項項目貸款，這進一步擠壓了中小企業的貸款空間。
官方數據顯示，浙江有22.3%的中小企業感到融資困難。而獲得融資的中小企業也面臨融資成本上升問題。據統計，江蘇企業上半年利息支出同比增長34%。
記者了解到，在湖州市長興縣，某商業銀行的網點已經從鄉、鎮、村全部撤離。
中小鄉鎮企業小額貸款的主要來源農村信用社也同樣感到很大壓力。一位縣級農業合作銀行信貸部經理對《財經》記者說，上半年該行已經使用了全年貸款額度的86%，目前只剩下8000萬元可在下半年放貸。
與之相應，浙江經貿部門統計的本省企業景氣指數大幅下滑。二季度企業家信心指數和企業景氣指數分別為122.4和131.5，比去年同期下降22.7和23.3點，比上季下降12.9和1.7點。以上數字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。
浙江省的相關調查認為，“內憂外患”之下，許多企業尤其是出口企業，面臨的不是發展問題而是生存問題，2008年將是出口企業的“洗牌年”。
結構調整正推進
浙江省統計局發言人王杰表示，說很多企業已經倒閉，是言過其實。雖然面臨很多困難，但浙江省經濟結構調整正在推進。
據《財經》記者在溫州、湖州了解，目前兩市確實有一些中小企業倒閉，但數目并不很大。不少對市場信息把握敏銳的“浙商”已經意識到，人民幣升值、成本上升的趨勢不會在短期內發生逆轉，并開始通過逐步轉換出口目的國、出口轉內銷、提升產品附加值、細分產品市場等方式加以應對。
浙江中小企業局辦公室主任蔡章生則表示，“溫州模式”中“松”、“散”、“小”的家庭式生產和管理，可能成為浙江民營經濟的“磕拌”。要完成產業結構升級，必須突破舊有的模式。
但是，實現突破應從何處著手？
在全國“泵閥之都”溫州永嘉縣，記者了解到，泵閥行業目前缺乏的是人才和技術。“溫州人都想當老板。”上正閥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趙雷說。
他介紹說，以往，一名大學畢業生籌集20萬至30萬元，買一臺車床、一臺軋機，違章搭起一個廠棚，雇兩三名工人，做一些利潤很薄的小口徑閥門，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，每年有十幾萬元的穩定回報，這樣比去企業打工合算得多。
但顯然，單純靠這樣的方式無從實現產業結構升級。之所以也能實現盈利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內資金、土地、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優勢，因而會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，是難于持久的。
花旗集團中國經濟學家沈明高表示，事實已經表明，中國舊有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可持續，而經濟結構調整必然帶來企業虧損乃至破產。實現真正的結構調整，需要創造性的“企業家精神”的發揮，通過技術轉型、并購等方式實現企業升級，這將在未來造就級的中國制造企業。政府在創造寬松市場環境的同時，應盡量讓價格信號發揮作用，否則頻繁以數量控制等行政性手段調控，“不該‘死’的企業也會‘死’掉。”
前景或許并不悲觀，結構調整也已在進行中。浙江省統計局在前述報告中即表示，浙江投資結構正在不斷改善，工業生產結構優化升級，裝備制造業加快發展，對外貿易結構趨優，機電產品出口繼續保持較快增長。
而且，從5月開始，浙江的一些經濟指標也出現了趨好的態勢，如投資增長回升、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回落等。統計局預計，下半年浙江經濟將繼續保持平穩增長。aOVmJQAec7a5Y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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